我国传统养生学理论在儒家的一些经典著作中早有精辟的论述。古老的《书经·大禹谟》说：“厚生惟和。”《周易·艮》也说：“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孔子在养生方面强调有动有静，劳逸结合。就是说，人要健康，须进行适量运动，如果不运动，身体就会虚弱多病；但是，运动过量，超过身体的负荷能力，又会带来新的疾病。孔子的这种养生观点总体上体现了儒家的中庸思想。
战国中期儒家大师孟子在《孟子·公孙丑章句上》中说：“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要求养生活动要善于养浩然正气；意守之时若有若无，似守非守；忘则不足，助则有余，故取中和之宜，维持人体心身平衡的最佳状态。
张三丰在《道言浅近说》中，融儒道养生思想为一体，对“勿忘勿助”进行解释，他说：“守其清静自然曰勿忘，顺其清静自然曰勿助。”
战国后期的儒家代表人物荀子的养生理论是主张在“养备而动时”（《荀子·天论》）的同时，也强调“治气养心之术，血气刚强，则柔之以调和。……齐给便利，则节之以动止。”（《荀子·修身》）。荀子在这里虽然讲的是“修身”，同样适用于“养生”。所谓“节”，其实就是无过之、无不及的中和之义，目的就是使刚柔、动静处于平衡。
西汉时，向汉武帝提出“独尊儒学”的董仲舒充分、全面地发挥了孔子的养生观点，在传统养生学上首次提出：“能以中和养其身者，其寿极命”（《春秋繁露·循天之道》）。他认为：“循天之道，以养其身，谓之道也”；“凡养生者，莫精于气。是故男女体其盛，臭味取其胜，居处就其和，劳佚居其中，寒暖无失适，饥饱无过平，欲恶度理，动静顺性，喜怒止于中，忧惧反之正，此中和常在乎其身，谓之得天地泰。得天地泰者，其寿引而长，不得天地泰者，其寿伤而短。”就是说，养生既要符合客观规律，充分利用有利的客观条件，同时在主观方面要重视保养，这种保养不能过，要处于中和，这样就能长寿。此观点被各派养生家所接受，对后世养生理论的发展起着深远的影响。
西汉.司马迁说：“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蔽”（《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说的“大用”、“大劳”，指的就是太过。
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在《汉书》中借公孙弘的话强调了“和”对社会、人体等的重大作用：“（公孙）弘对曰：……臣闻之，气同则从，声比则应。今人主和德于上，百姓和合于下，故心和则气和，气和则形和，形和则声和，声和则天地之和应矣。故阴阳和、风雨时、甘露降、五谷登、六畜蕃、嘉禾兴、朱草生、山不童、泽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则无疾，无疾则不夭……”（《汉书·公孙弘传》）。
东汉末年的史学家荀悦在《申鉴·俗嫌》中也直截了当地说：“养性禀中和，守之以生而已”，“夫善养性者，无常术，得其和而已矣”，“上不违天，下不违人，处正居中，形神以和，故咎征不至，而休嘉集之，寿之术也。”
《汉书·王吉传》记载王吉上书汉昭帝说：“休则俯仰讪信（伸）以利形，进退步趋以实下，吸新吐故以练藏，专意积精以适神，于以养生，岂不长哉。”
魏晋时期嵇康的养生理论与他的哲学思想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具有一定的政治倾向性。他在《养生论》中说：“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爱憎不凄于情，忧喜不留于意，泊然无感，而体气和平，又呼吸吐纳服食养身，使形神相亲、表里俱济也。”他明确地指出了“形神相亲、表里俱济”的养生意义和“精神之于形骸犹国之有君”之精神和形体间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关系，表现了他对传统养生学理论的辩证认识。他强调“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虑，又守之以一，养之以和，和理日济，同乎大顺。然后蒸以灵芝，润以醴泉，晞以朝阳，绥以五弦，无为自得，体妙心玄，忘欢而后乐足，遗生而后身存。若以此以往，恕可与羡门比寿，王乔争年。何为其无有哉！”
生活在南北朝时的颜子推，他的养生观是以儒家中和思想为基础的。他反对“遁迹山林，超然尘滓”的消极无为养生观，反对所谓“长生成仙”的无稽之说。他立足于现实，着眼于日常生活，教导子孙后辈“若其爱养神明，调护气息，慎节起卧，均适寒暄，禁忌食欲，将饵药物”（《颜氏家训·养生》），为正确的养生方法。
中唐的柳宗元在养生理论方面的论著不多，但对养生也有精辟的论述。柳宗元对当时所流行的服气术有正确理解（《与李睦州论服气书》）。他反对求仙，揭露长生不死药的骗人。在《种树郭橐驼传》中，阐明自然规律不能违背的道理。作者虽然讲的是种树，但在养生上无疑也要像种树一样“顺木之天，以致其性”。所以，他在《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中就说：“时动以取其宜当，而生人之性得以安，圣人之道得以光，获是而中，虽不至耇者，其道寿矣。”
北宋大文豪苏轼在研究前人大量的养生著作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养生实践，写了许多有关养生的论著，其中有不少真知灼见。《教战守策》一文指出，养生的正确途径要经受大自然的锻炼和适当的运动，“夫风雨霜露，寒暑之变，此疾之所以由生也。农夫小民，盛夏而作，而寒冬暴露，其筋骸之所冲犯，肌肤之所侵渍，经霜露而狎风雨，是故寒暑不能为之毒。”并强调身体锻炼的重要性：“是故养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劳，步趋动作，使其四肢狃于寒暑之变，然后可以刚健强力，涉险而不伤。”他在《问养生》中也体现了上述观点：“余问养生于吴子得二言焉，曰和，曰安。何谓和？曰：子不见天地之为寒暑乎，寒暑之极至于折胶流金，而物不以为病，其变者微也。寒暑之变，昼与日俱逝，夜与月并驰，俯仰之间屡变，而人不知者，微之至，和之极也。……安则物之感我者轻，和则我之应物者顺，外轻内顺，而生理备矣。”
北宋大臣文彦博在元丰末致仕归洛，入对时年纪已近八十岁了。宋神宗见其康健，问：“卿摄生亦有道乎？”潞公对曰：“无他，臣但能任意自适，不以外物伤和气，不敢使过，当年酌中，恰好即止。”宋神宗很欣赏这些话，认为是名言。此在《石林燕语》中有记载。所谓“和气，”指人体内中和之气。《老子河上公章句·道化第四十二》说：“和气潜通，故得长生也。”
宋朝另一位养生家蒲虔贯著有《保生要录》，他总结前人的养生经验，提出“小劳术”。在该书《调肢体门》中说：“养生者，形要小劳，无至大疲，故水流则清，滞则污。养生之人，欲血脉常行，如水之流，坐不欲至倦，行不欲至劳，频行不已，然后稍缓，即是小劳之术也。”
元代寿至87岁的李冶，谈他自己的体会：“大抵人不能常动，亦不能常静。常动则胶于阳，而有失于阴；常静则胶于阴，而有失于阳。阴阳偏胜，则伤之者至矣。”
明朝著名学者、养生家陈继儒在其《养生肤语》中谈及对养生理论的理解：“不过履和适顺而已。履和则不伤和，适顺则不违顺。夫天地之气，至和大顺尽之。人身小天地也，岂不可仿天地之长年乎！”在明清时期的一些养生家中，更多的是在继承发扬传统养生理论的基础上，创编了众多的以保健为目的的行气导引术，在具体实践中，使我国传统的以和养生的基本理论得以科学的论证。
长期来，正由于儒家思想是作为统治阶级倡导的思想出现在社会政治舞台上的，所以儒家的养生思想在整个传统养生学的发展、完善过程中，起着相对重要的作用，影响是广泛的、深远的。
总体来说，传统的以和养生的基本理论有它独特之处：
第一、传统性。它以我国古典哲学为基础，运用阴阳学说来解释自然界和人体等一切事物的变化。
第二、社会性。它充满着鲜明的政治色彩，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特性，制天命而用之，充分显示了人的力量。
第三、科学性。它法于自然，符合于客观规律，也符合人体的生理规律。
第四、哲理性。它充盈着朴素的辩证法，体现了矛盾的对立统一。
第五、共同性。尽管我国传统养生流派众多，养生方法丰富多彩，但是，以和养生理论已成为各派养生的共同法则。（翁士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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