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代，福建作为新兴被纳入中原版图的地区，在“华夷之辩”的观念下，许多北人仍然对其抱有一种审视蛮夷的眼光，将其称为“福建子”。加之福建是“八山一水一分田”，沿海的零碎平原支撑不起太多的农耕活动，许多生产方式仍不如中原或是西部的成都平原发达，所以就连四川人苏轼都蔑视过“福建子亦会做文字！”。因此更多的福建人选择另谋出路，要么从商，要么科举，要么遁入空门。在农本的古代社会状况下，农垦不够出色的福建，背负着累累黑锅，在宋代活出了自己的精彩。
“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福建一、宋代“胡建人”的口音是如何被外地人歧视的
古代传播媒体还不够发达、语音没有统一的时候，往往是各个地方，各有各的方言，除开北方平原上所盛行的官话外，南方的丘陵山地地区，过了一个村就是一个方言，这对于需要跨区域交流的士人、商人来说实在是不便，虽然说文字是统一的，可以笔谈，但是笔谈效率太低，适合商人洽谈，但是并不适用于在京城为官、需要与皇帝当面交谈的南方人。
所以，往往有当官志愿的士人，都会在皓首穷经的同时学好官话，以便之后在朝廷中能和皇帝与文武百官交流。在宋代，学好官话，就是学好“河南话（中古音）”，而当时的河南话则是以洛阳、开封的方言为标准音。
听过福建方言中闽南语的人都知道，这是一种发音和普通话截然不同的方言，而且福建方言中还有闽南、闽北、闽东、闽西方言、客家话等之分，各不相同。若是没有相应的语音环境来学官话，在离开方言所在之地后往往难以交流，人与人的交互最重要的就是语言，倘使语言不通，那么就会带来很多矛盾、误会。
福建被其他非官话所包围，能接触到官话在宋代，就有一位士人，叫刘昌言，泉州南安人，在太平兴国八年（年），他41岁的时候，通过自己几十年的萤窗雪案的苦读之后，如愿进入了朝廷为官，一开始宋太宗很喜欢他，破格提拔他为枢密副使，当时的文武百官纷纷上疏反对，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斥责刘昌言所操之闽方言不好懂，且“颇獠”沟通障碍很大，加上刘昌言外在形象不佳，大臣们都很排斥他。
这个时候，宋太宗耽于刘昌言的文才，他倔强地说：“外貌都是其次的，刘昌言棒棒哒，朕还是听得懂他的闽南语的！”执意将他提拔了。
“昌言质状非伟,若以貌取,失之子羽矣。”“昌言骤用，不为时望所伏，或短其闽语难晓，太宗又说：“惟腾能晓之。”
可是官场的风云变幻不是常人所能想象的，正如当代年轻人的鱼塘，各自竞相翻滚，唯一二人能得塘主真爱。在刘昌言失宠之后，宋太宗对他越来越冷淡了，当刘昌言想和宋太宗说几句话时，宋太宗说：“不好意思，朕真是一句闽南话也听不懂呢。”
君臣之会，隆替有限。圣眷忽解，曰：昌言奏对皆操南音，朕理会一字不得。遂罢。
这好比七年之痒同床共枕的夫妻，曾经满怀热忱的丈夫侧身看到一旁的妻子已经索然无味，许多感情是有保鲜期的。
摘选自某购物APP评论区二、福建——宋代的科举考试工厂+劣书生产基地
谈到刘昌言做官的事情，那么再来谈谈福建人在宋代的科举中所占据的位置。
众所周知，科举伊始隋唐，发展到现代，仍然是许多贫民百姓逆袭到上流阶层的主要途径，加上宋代放开对考生的“准入门槛”，如商贾后代优秀者同样可以参与科举。
据何忠礼考证，北宋仁宗一朝13榜状元中，12人出身于平民之家又南宋理宗宝祐四年（年）登科录载三代仕履完整的名进士中，依出身统计，三代皆不仕者人，占总数的53.9％；
放宽了入仕的准入门槛，加上朝廷重文轻武且不过度抑商的方针政策，这就使得商业较为发达的宋代福建人有了新的出路，家里无田可种，省吃俭用点，寒窗苦读步入仕途也是很不错的。比如曾在福建任官的陆九渊，他入仕前“家素寒，无田业，自先世为药肆以养生。兄弟六人，公居次，伯叔氏皆从事场屋，公独总药肆事，一家之衣食百用，尽出于此。家庭穷苦的陆家，仅仅靠着卖药让陆九渊脱产学习，最后入仕。
陆九渊算得上高中历史书上的高颜值人物现在谈到高考工厂，你可能会想到衡水，在宋代，这个“科举工厂”就是福建。在两宋三百年间大约有三万人录取为进士，其中福建籍的进士占了四分一，进士人数为两宋各省之首。
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数据。这一方面离不开宋代降低后的科举门槛和福建自然地理条件对福建学子的“逼迫”，更多的还要得益于造纸术和印刷术对知识的普及。
造纸术和印刷术在宋代已经相当成熟了，雕版印刷的出现得以使得“科举考试资料”大量且低成本地让士人阅读。加之福建山地丘陵多，森林资源丰富，为造纸提供了充足的原料。
宋代科举的“热门”，使得印刷业和造纸业同样繁荣起来了，福建很好的利用了自身的优势，为广大福建学子提供了价格低廉的“考试资料”，同时让建阳同汴京、临安、成都一齐成为“四大印书中心”，朱熹说建阳的书远销九州大地。“建阳版本书籍行四方者，无远不至”
但是紧俏商品，价格若是低廉，那么必然会让人疑心其质量问题，就好比现在，两三毛一个的口罩敢买吗？宋代的书也是一个道理，叶梦得就指出：“今天下印数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
当然，这不是福建人的作风问题，这其中有印刷材料的缘故，成都和杭州多养蚕，所以可以用桑皮用作造纸材料，但是福建却没有足够的桑皮，多用麻或者竹来造纸，造出来的纸远远不如桑皮所造。《石林燕语》中指出除了纸的问题之外，还有雕版的问题，有一部分商人为了追求又快又多的利润，福建的书板多是用柔木来刻制的，远不如金属效果好。加上宋代福建书坊擅自改动内容的情况，使得福建的印物一度成为劣质书的代名词。
三丶同四川人一起挨骂的好兄弟好伙伴
在宋代，坊间有一个词语叫：“闽蜀同风”，意思就是说四川和福建的风俗大抵相同，之前提到过四川人被蔑称为“川藞子”，新兴的四川读书人成为朝廷中北方仕宦的众矢之的。而福建人的蔑称是“福建子”。司马光和王安石打嘴炮的时候，说他“心术似福州”，这太狠了，好比现在以地名来为病毒命名。
这种取名方式正如中东呼吸综合征
这种烙印了地名的地域炮常常伤透了无数南方人的人，好比网上被抹黑的黑吉辽三省人会报团取暖，福建人和四川人在外地相遇也会报团取暖。他们见面都以“老乡”相称呼，像亲兄弟一样。
世言闽蜀同风……今读书应举、为浮屠氏，并多于他所；一路虽不同，相逢则曰“乡人”情好倍密；至于亲在堂兄弟异爨、民间好蛊毒者，此其所同者。
以一个当代中国人的角度来看，四川和福建似乎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化区域，但是在宋代却不然，有一四川眉州人宋日隆，去到福建连江做官，一开始他也觉得“闽蜀同风”很刻意、不真实，四川和福建，一个在西南，一个在东南，怎么会有闽蜀同风呢？但是在连江呆了三年，他说果真如此，前人诚不我欺呀，都是文化发达，遍地读书人的宝地。
日隆蜀之眉人也，而令于闽。闽蜀风马牛不相及，前辈乃以为同风，每窃疑之。三载兹邑，目文物之盛，科馌之勤，真与吾眉同。
闽蜀同风对于身居在外的游子、士人来说当然是报团取暖的好观念，但是对于北方人来说，闽蜀同风就是一丘之貉，当时就有人为了瓦解四川人和福建人达成的默契，想出了一句话：“闽蜀同风、腹中有虫”，这是从造字上来看的，“闽”和“蜀”二字都有“虫”这个部首，加上四川和福建还有蓄养蛊毒的巫俗，所以和虫这个贬义词没跑了。
讲到四川人被黑的种种，柔弱奢侈、不讲礼乐之类的，那都还算好的，至少还有苏轼这些大文学家流芳百世，但是福建的士人被黑就显得惨得多了，在《宋史·奸臣传》中，一共有20人被纳入此传，其中10人都是福建人，时人对福建人的歧视可见一斑。
四、结语
四川是笔者的第一故乡，福建是笔者大学所在地，故而将其视作第二故乡，对二者均有相当深厚的情感，在当下互联网的普及下，人与人的距离被拉进了，因观念不同产生的矛盾往往会被投射到矛盾双方所处的地域上，形成不必的地域炮，笔者认为这种偏见是多余的，故摘取一些历史歧视cases以作示范。人与人更需要对等相处，peacelove。
参考文献：《宋史食货志》、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程民生《宋代物价研究》、张邦炜 贾大泉《宋代四川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上）》、《细说宋朝》、冯芸《科举制度下宋代商人的社会流动及士商对流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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